这样一来，沙知平自然是插翅难飞，当天下午4时许，他就在那家招待所落网了。
尽管沙知平在几次探亲期间，都在河内克格勃间谍的秘宅里接受过间谍训练，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“反审讯”，但是，在种种铁证前，他不得不低头认罪。
克格勃的“西伯利亚狼”计划，还有一项破坏活动内容，即由克格勃派遣间谍潜入中国首都北京，混在抗议苏联侵略珍宝岛的示威游行队伍中，向罗马尼亚、捷克斯洛伐克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、保加利亚、匈牙利和波兰驻中国大使馆内扔自制的燃烧瓶、土炸药包。
上述6个国家和苏联，都是在《华沙条约》上签过字的，当时称为“华约七国”。根据《华沙条约》规定，其成员国有“共同防御”的义务。勃列日涅夫在“珍宝岛事件”发生前就打下了如意算盘：苏联的“教训”中国如果遇到抵抗，就策划协调华约七国的行动，在统一步调的基础上，由七国共同组成华约联合部队，进驻苏中边境地区，共同制裁桀骜不驯的中国。为促使上述6国下决心组建华约联合部队，克格勃便想出了这样一个阴谋。
但是，由于周恩来总理精细过人的考虑和安排，克格勃的这一阴谋流产了——
“珍宝岛事件”发生的当天晚上，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召集国务院、中央办公厅、外交口、公安口、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（21人）开会，通报“珍宝岛事件”，布置各主管部门抓好接下来即将出现的持续数天的群众示威游行。
周恩来说：“革命群众这种自发的游行示威是必要的，它体现了国家尊严不容侵犯的决心，表达了人民不畏强暴、坚持真理与和平的美好愿望。但是，我们要特别警惕防止一小撮阶级敌人混水摸鱼，乘机捣乱，尤其要警惕那些打着左的大旗，喊着革命的口号的反革命暴徒。”
周恩来还对参加会议的公安部长说：“从明天起，各驻华外交使馆的安全、警卫工作，由你亲自负责。游行队伍的行进路线、集会地点，也希望你能过问一下。出了问题，你、我都无法交代！”于是公安部很快作了安排。在各国驻华使馆门口、周围都由公安部门派出的便衣警察予以严密警戒，使克格勃间谍不敢下手。
1966年下半年中国开始了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。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，引起了许多国家的关注，苏联是其中的一个。1966年8月，《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》（即当时著名的“十六条”）一公布，苏联首脑勃列日涅夫就向克格勃下达命令：“必须密切注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动向，每周向中央委员会书面汇报一次；特殊的情报，编成专题《情况报告》，送政治局各位领导。”时任克格勃主席的谢米察斯特尼（此人于1967年5月被勃列日涅夫调往乌克兰共和国任职，克格勃主席由尤里·安德罗波夫接任）于是责成第一管理总局辖下的情报局负责对中国“文化大革命”情报的收集汇总。
（待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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